"从部队回来后，想起首长的嘱托，想到外面建设者的拼劲，想到沿海一带创业者的闯劲，我就暗下决心，非要撕掉家乡'穷'和'旧'这两张标签不可！可真一回七落村，桩桩件件，碰到的、见到的、听到的，都觉得不顺心、不顺眼，都让人心里堵得慌。我们这地方，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，比公章还管用，比红头文件还有力，哪个都触犯不得……可真出了事，查起缘由来，却又哪个都说不清责任！好像板子该打在地上，根子却都在天上。"

　　"真是邪了门了，龙老师。我在部队待了五年，回来这两年才看清，这七落村，有些人谁都惹不起。我偏不信这个邪！不管他是哪路神仙——有人从早年就当村支书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如今村里的党员骨干，多半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这本是他的本事，可也成了他谁也不服的底气。别的地方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他却像扎了根的老樟树，风雨不动。"

　　黄博远说的，自然是他父亲黄大兵。

　　"全村的集体生产搞得怎么样？"龙老师突然问。

　　"全村的集体经济嘛……"

　　黄博远冷笑一声，"账面上倒是光鲜！比如七成的农户年年超支，一个工分分红，最高也没超过几毛钱，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几分。

　　村里那个所谓的'联合工厂'，你在村里走走，你看哪家没有从厂里顺来的电线、铜丝？

　　连小孩子踢的毽子都是用厂里的废料做的——这些明摆着损耗的事他睁只眼闭只眼。

　　村里挖了三年的煤窑不出煤，谁都没责任；水库里养的鱼被人捞了，他不管；全村老少花了两个冬天修的水库，蓄不了水，漏得像筛子底，他反倒当成一项大功绩，往上面报喜……这些他不急，可偏偏有人把唱山歌当成了头等大事，大会小会反复敲打，说什么唱歌要'正派'，凡事都要先讲'规矩'。"

　　"你也听到了，前天晚上他把大家叫到一起给你开歌堂、让大家唱歌给你听时他讲的话——他说唱歌是有'讲究'的！不能像从前那样乱唱，也不能借唱山歌搞些不三不四的名堂。他说现在上面来收集山歌，也少唱些酸词浪调。"

　　"你听听，这叫什么话：山歌唱了几千年了，传了多少代人了，我就不信山歌小调是灾祸！会唱得河里没水、山上没树、田里没谷！真是笑话——外头都变天好几年了，可他那一套却像是从老古董铺子里翻出来的陈年黄历，还稳稳当当、纹丝不动。他还是年年评上'优秀'。"

　　"你看我心里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对新农村、新生活的向往，结果一切恰恰相反！这很可怕。我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，被这些老脑筋打得晕头转向。我受的教育太正面了、太纯洁了……我也曾经问过自己，是我变了？眼光高了？什么都看不惯了？就像有些人讲的，出去转了一圈就忘本了？回来就操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，满嘴新词儿，不再安心种地了？"

　　说到这里，黄博远又猛吸了两口烟，激愤地看了龙老师一眼：

　　"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死。我把回村后看到的一切都跟自己在部队上、城市里看到的一切去对比，越比越泄气，越比越气馁。

　　才离开了五年，我就好像不是在这村子里土生土长，而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走惯了营房里、城市里光洁的柏油路、水泥路，再来走这一年四季湿漉漉、滑溜溜、到处有鸡屎牛粪的青石板巷子，就觉得心里憋得慌、闷得慌。"

　　"我真搞不懂，从前的人为什么要把房屋盖得这么挤挤密密？像一座座碉堡似的？窗子开得那样小、那样高，大白天日头都照不进，冬天扯一把稻草就可以堵得严丝合缝……

　　而且猪栏牛栏和人住的屋子紧紧相连。你看那边不就是猪栏？猪粪就那么堆在空坪里，猪尿就随便在大路边挖个坑接了，搞得一天到晚气味刺鼻，蚊虫满天飞。"

　　"还有，乡亲们都不管集体的事——反正有干部当家。可为了一分五毛钱，却可以争得骂老娘、动拳头，却不去问问为什么只值这几毛钱；宁可大家都穷得揭不开锅、没裤子穿，光着屁股在村子里走，也咬牙切齿地嫉妒那几户先穿了裤子、遮了羞的人家……"

　　说到这里，黄博远又大口大口地吸着烟。但他毕竟还没抽惯，被呛了一下，咳了起来。

　　"你就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一切？"龙老师问。

　　"话当然好讲。讲漂亮话比打屁还省力，又讨人喜欢。我跟你说，新竹妹子就是这样被我吸引的，又得上面表扬。可是——叫你们城里来的同志自己来试试看！这难度有多大！如今有句顺口溜：'上头放，下头望，中间卡着一根杠'，他就是那根杠。"

　　"龙老师，您说怪不怪？早年间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、同甘共苦，耳朵里听得进不同意见；如今日子好过点了，有些人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越来越讲究，却难得回趟田间地头，问问老百姓锅里有没有粮、身上有没有衣。是真不知道，还是装糊涂？好好的日子，硬是被搞得没了生气。"

　　黄博远说着，又偏激起来了。龙老师被他说得一时无言可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