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段历史对于重生的黄文俊来说并不陌生——前些年秋天发生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当时，市里的一批干部专程陪着彭太保的家属来到村里，寻找几位年长的老人和村干部前往市里参加一场重要会议。

　　当这些人返回村庄时，带来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消息——彭太保去世了。由于他生前在市里担任过重要职务，江西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临终前他立下遗训：死后要长眠于他辛勤奋斗了整整十年的第二故乡——七落村！他要和当年的战友们葬在一起！

　　那场盛大而庄重的葬礼，黄文俊亲身经历过。当时，去市里开会回来的老人和村干部一回来就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，把这个消息原原本本告诉了乡亲们，整个村落瞬间沉浸在肃穆与悲痛之中。

　　村干部立刻有条不紊地安排起来——哪些人去祠堂布置灵堂、哪些人采买物品、哪些人负责桌椅板凳、哪些人负责锅碗瓢盆、哪些人负责迎来送往……村民们都心甘情愿为前辈黄大福尽自己的一份力。

　　当灵车载着彭太保的遗体回到村子时，全体大字辈以下的黄姓族人，不管当时在做什么，都纷纷放下手头的事，赶到黄家祠堂外双膝跪地。而那些随灵车而来的彭太保的亲人们一下车也立刻跑到祠堂前跪着，和村民们一起虔诚地迎接着彭太保魂归故里。要知道，彭太保曾化名黄大福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——那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十年！

　　那次葬礼场面之宏大，黄文俊两辈子都没见过比那更隆重的！不仅吸引了省市县各级领导亲临吊唁，更使得原本宁静的小山村一时间热闹非凡，车辆几乎填满了每一处空地。

　　然而令黄文俊永生难忘的，却是那顿丰盛的宴席——从市委招待所派来的厨师手艺名不虚传，好多菜他都是第一次吃到，成了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味觉记忆之一。

　　巨大的灵堂搭建在黄氏宗祠内，白色挽联随风飘动。灵堂前摆满了各界送来的花圈，层层叠叠，望不到尽头。祠堂前的晒谷场上搭了个戏台，晚上县湘剧团要唱大戏。整个村子沉浸在悲痛中，哭声此起彼伏。送葬队伍浩浩荡荡，绵延数里。当棺材下葬的那一刻，全场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。

　　后来，彭太保的儿子彭冬生又来到了村里，找寻父亲当年工作战斗的痕迹。那时的黄文俊刚好被聘为联系人兼向导，带着彭冬生在村里考察了好几天。

　　还真让他们找到了当年的当事人——二队欧俊远的母亲，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，当年在彭太保的客栈里洗衣做饭、打扫房间，啥都干。老太太一听说彭冬生是彭太保的儿子，还特意带了礼物来看她，激动得不行，抓着彭冬生的手话都说不利索，一个劲儿地讲当年跟彭太保一起生活、战斗的事儿。

　　老太太亲口说，当年的鬼子被群众扔在河里喂鱼了，那匹白马因为死在路边，被赶来打鬼子的群众分着吃掉了。老人家年纪大了口齿不清，由她孙子翻译。她孙子这才知道奶奶有这等让人骄傲的事迹，惊讶又骄傲。

　　彭冬生大为满意，放了不少礼品给老人家，这才满意地走了。此后过了一两年，新版县志里添了不少彭太保的事迹，把他当年在七落村建地下交通站、打鬼子的事都记进去了。

　　彭冬生当年还跟村里商量过，说要把"黄顺发客栈"按当年的样子重建，门口挂块老木牌，刻上"地下交通站旧址"，还要在黄泥坳修条"红色步道"，沿路插牌讲述当年的战斗细节，甚至计划请人编段快板，把打鬼子的事编成唱词。

　　他说等基地建起来了，要请村里的老人当"红色讲解员"，让村里人讲自己村的故事。那时候村里好多人都盼着这事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都说要是能搞红色旅游，路能修得更好，还能开几家农家乐，日子肯定更红火。可惜后来彭冬生病故了，这些计划也就搁置了下来。

　　这些后续，现在1984年的黄大兵当然不知道了。

　　黄文俊正想着，大家沉默了一会儿，龙老师忽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"对了，之前你说彭太保保护过一位重要的女革命同志，这事县志里有详细记载吗？她当年在村里待了多久？"

　　黄大兵想了想，说："县志里就写了'某年春天，一位女同志在彭太保的掩护下，由七落村转移至安全区域'，具体待了多久没细说。不过村里的老人说，那位女同志当年在村里住了大概半个月，就住在'黄顺发客栈'后院的小屋里，还在我家后院住了几天。那时候她刚经历追捕，身体不太好，彭太保还让欧俊远的母亲每天给她熬鸡汤补身体。"

　　龙老师听得入了迷，又问："那她后来是怎么转移走的？"

　　"据说当时彭太保找了个挑夫，把那位女同志扮成挑夫的亲戚，假装去市里走亲戚。"黄大兵回忆着，"为了避开关卡，他们绕了远路走山里的小路。彭太保亲自护送，摸黑走了一天两夜，才把人安全送到游击队手里。"

　　有个叫黄国梁的老爷子，当年在客栈里打过杂。老爷子说，彭太保特别细心，每次有陌生人来都要先套话，确认是自己人才敢传消息。有一回，有人假装成商人来住店，彭太保一眼看出不对劲，趁着倒茶的功夫偷偷在茶里加了点让人犯困的草药，等那人睡熟了，连夜悄悄报信，让游击队来人把特务带走了——那时候大家才知道，彭太保不光会做生意，对付坏人也有一套。

　　"这些革命前辈，真是不容易啊！"龙老师感慨道，"为了革命事业，吃了多少苦，冒了多少险，还处处想着老百姓。"

　　黄大兵深以为然，又喝了口酒说："可不是嘛！彭太保同志为了打鬼子，宁愿暴露自己、暴露交通站。这些事看着不大，可都是实实在在的情分！"

　　他顿了顿，看着龙老师认真地说："老龙同志，我跟你说这些往事，不是想显摆咱们村有多厉害，是想让更多人知道，咱们今天的好日子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无数革命前辈和老百姓一起拼出来的。这些故事，咱们得记着，还得讲给下一代听。"

　　龙老师重重地点头，端起酒杯对黄大兵说："黄支书，您说得太对了！今天听您讲了这么多，我真是受教了。来，我敬您一杯，也敬那些为了革命事业奋斗过的前辈们！"

　　黄大兵赶紧端起酒杯，和龙老师碰了一下，仰头一饮而尽。酒液下肚，带着辛辣，却也暖了心口——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红色故事，就像这杯酒一样，越品越有味道。

　　此时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屋里的煤油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。桌上的饭菜虽然凉了些，可关于革命、关于信仰、关于百姓与红军的深厚情谊，还在两人的交谈中，一点点延续着温暖的余韵。

　　黄博远、黄鹏涛、黄文俊几个年轻人也听得津津有味。夜已经很深了，黄大富带着黄文俊告辞回家，黄博远则带着龙老师去新屋楼上睡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