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三天，是程雁妮人生中最紧张、最漫长，也最充实的三天。时间被精确到每一个时辰，每一件事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。

乐思远和周松几乎不见人影。乐思远动用了所有他能信任的关系，像一只织网的蜘蛛，在租界复杂的人际脉络中穿行。

他找到刘阿贵，那个圆滑的探长在听到他们的计划后，脸色变了又变，抽了半包烟，最后掐灭烟头，哑着嗓子说：“地方……我倒是知道一个，百乐门后面那条小街，有个叫‘蓝雀’的俱乐部，老板是个白俄，只认钱，平时搞些小型舞会、私人放映。

后天晚上，他接了个生日派对，我……我可以想办法把侧厅给你们空出来两小时。但你们得自己解决进出，出了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他给了乐思远一个地址和一张皱巴巴的名片。

周松则联系了他那些码头上的、拉黄包车的、在工厂做工的穷兄弟。这些人没什么文化，但血是热的，讲义气。周松没说太多，只告诉他们，程雁妮程老板要唱一出“不一样的《木兰从军》”，给真正懂戏、有骨气的人听。

消息像水银泻地，悄无声息地在底层劳动者、进步学生、还有那些心怀故国的市民小圈子里传开了。没有书面通知，全靠口耳相传，时间、地点，都只在最后时刻才告知。

程雁妮和吴芹，还有那两位老乐师，则全力投入最后的排练。地点换到了更偏僻的、乐思远一个朋友闲置的公寓里。地方不大，但比地下室暖和。程雁妮的嗓子因为焦虑和劳累，有些发干发紧，她不停地喝着加了胖大海的桂花茶。

吴芹这次异常沉默，却异常专注，她把每一件戏服、每一件头面都检查了又检查，用冻红的手，把武生靠旗上的丝绦理顺。

王福生则在戏院里，使出浑身解数应付李士群派来“督促”的人。他陪着笑脸，递着好烟，带着他们在空空如也的戏台上转悠，指着一些胡乱摆放的道具，说着“这里要加个景片”、“那里灯光还要调”之类的废话。他额头的皱纹更深了，背也更驼了，但眼神深处，却有一种豁出去之后的平静。

第三天傍晚，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三个小时。众人在那间小公寓里做最后的准备，气氛凝重。程雁妮对镜化妆，手有些抖，眉毛画歪了一次。乐思远帮她重新描过，他的手指稳定而轻柔。

“怕吗？”他低声问。

“怕。”程雁妮看着镜中妆容渐渐清晰的“木兰”，诚实地说，“怕唱不好，怕没人来，怕……怕刚开场就被打断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更轻，“但更怕今晚不能唱。”

乐思远握住她冰凉的手，用力握了握：“会有人来的。一定会。”

晚上七点，天色完全黑透。众人分头出发，像水滴汇入大海，悄无声息地前往“蓝雀”俱乐部。程雁妮和吴芹穿着最不起眼的深色旗袍，外面罩着大衣，用围巾半遮着脸，坐上了一辆周松事先安排好的、没有牌照的黄包车。车夫是个精瘦的汉子，一言不发，拉着他们在迷宫般的小巷里快速穿行。

“蓝雀”俱乐部门面不大，霓虹灯坏了一半，闪烁着“蓝雀”两个字。侧门虚掩着，一个穿着侍者制服、眼神精明的白俄老头探出头，看了看乐思远递过去的钞票和名片，咕哝了一句俄语，侧身让他们进去。

侧厅比想象中还要小，大概只能容纳五六十人，摆着些蒙着白布的桌椅，空气里有淡淡的灰尘和旧油漆味。一个小小的、简陋的台子已经清空。两位老乐师迅速就位，调试着带来的胡琴和板鼓。周松和几个码头兄弟打扮的人守在门口和窗边，眼神警惕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侧厅里只亮着几盏壁灯，光线昏暗。程雁妮站在侧幕边，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。台下，还空无一人。

七点半了。吴芹紧张地抓住程雁妮的胳膊，指甲几乎掐进她肉里。

就在绝望又开始蔓延时，侧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。一个戴着眼镜、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闪了进来，警惕地看了看，迅速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接着，是两个穿着工装、身上还带着机油味的汉子，他们沉默地坐下，腰板挺得笔直。又进来一对中年夫妇，衣着朴素，女人手里紧紧攥着手帕……

人，一个，两个，五个，十个……悄无声息地涌入。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交谈，他们找到位置坐下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那个空荡荡的小台子。眼神里有紧张，有期待，有一种压抑已久的、灼热的东西。

不到八点，小小的侧厅，竟然坐满了大半。灯光下，是一张张陌生的、却仿佛有着共同印记的脸。

程雁妮看着台下那些沉默的观众，看着他们眼中闪烁的光，忽然间，所有的恐惧和紧张都消失了。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，直冲眼眶。她不是为了李士群唱，不是为了戏班的存亡唱，甚至不全是为了自己心中的“道”唱。她是为了台下这些，在黑夜中冒险前来，只为听一句真话的人唱。

乐思远走到她身边，他已经换上了简单的戏装，扮演木兰的父亲。他对她点了点头，眼神坚定。

板鼓轻轻敲响，胡琴拉出一个苍凉的前奏。程雁妮深吸一口气，掀开侧幕，踏上了那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舞台。

没有华丽的灯光，没有精致的布景，只有她一个人，一身拼改的戎装，面对着一屋子屏息凝神的观众。她开口，唱出了第一句：

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……”

声音清越，穿透了俱乐部的墙壁，仿佛要穿透这沉沉的黑夜。台下，无数双眼睛，在昏暗中，亮了起来。